1983年冬天，在北京装甲兵招待所，第一任审计长于明涛信笔写下了“万花园内出新苑，众皆不识审计花。秉公执法人敬爱，增添小康知几家”的小诗。既道出了审计工作面临的无奈现实，又充满了浓浓的革命豪情。

  “审计是什么？审计署是干什么的？不仅外界不了解，内部人也不清楚。”回忆建署初期的若干情形，范鹏如此描述。

  1983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召开成立大会。从此，中国审计事业步入一个崭新时期。 (图片由李苏提供）

  在老一辈审计人的记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广为流传。1985年，时任审计长吕培俭赴北戴河汇报工作。吕审计长一行下火车后，前来接站的同志见面就问：“哪位同志是老沈（审）？”原来，他误认为审计署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机构。

  这样的笑话并非孤例。陈华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在京外工作的一个同学给他写信，寄信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10号申纪属，陈华收。审计署三个字一个字都没有写准确。“我给同事看，他们都笑，现在真后悔没有把那个信封存下来。”

  不仅名字没有搞清楚，有时候对审计的职能，外界的理解也令人啼笑皆非。成立初期，从中央到地方，一些被审计单位和群众都曾经将审计与计划生育挂上钩，认为审计是管理计生工作的，甚至还有人觉得“这下又多了一个婆婆”。

  时至今日，曹忠依然清晰地记得，审计署成立大会召开在即，他和同志们正贴着成立大会的横幅，会场工作人员疑惑地问审计是干什么的。他就对着大字标语跟他解释起来。“我说审计是看钱花得合不合适，合不合法，合不合规。我当时也只是原则上讲讲，具体怎么个审法我也说不清楚。”

  那时候，审计署的行政级别，也颇令外界“搞不懂”。当时国务院下属的行政级别按部、副部分得很清，只有一个海关总署叫“署”，是副部级单位。所以审计署常常被外界误认为是一个副部级单位。

  陈华回忆道：“审计署的英文最开始翻译成audit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是管理局的意思。这么翻译，是副部级的单位，后来我们坚持纠正过来了。在这上面我们吃了好多亏。比如说去开会，讲规格，让不让进、去哪儿，人家都讲究礼遇，包括出差到各省，到市里，人家看你是副部级单位，有的接见安排都不一样。”

  作为正部级单位，这种“成长中的烦恼”，难免令人心生尴尬。但真正令审计人为难的是，外界尤其是被审计单位，对审计的“不了解”，慢慢地变为“不理解”。

  王道成回忆道：“审计得罪人开始就存在。以前我在财政部去辽宁出差，地方是很给面子的，干审计以后再下去人家爱理不理的，这就是审计过程中的磕磕碰碰，有些老熟人见面都不打招呼。因为没有受过监督，所以一些事当时他们不理解，后来才慢慢有了转变。”

  而在赵毓臣看来，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管理比较混乱，跑冒滴漏较为严重，成立审计有治乱的目的。宪法公布以后，一些单位对作为监督部门的审计并不认可，有抵触情绪，而审计机关完成国家交给的审计任务也有压力，审计就是在这样一种夹缝状态中生存发展起来的。

  “起初那会儿人家不买账，都是凭老关系，从哪个部门调来的，有个熟人，跟人说好话，这才方便工作开展，不然很困难，也有吃闭门羹的。”在审计署工作了24年，范鹏对审计有很深的感情，他深知审计工作从无到有，再到慢慢地发展，整一个完整的过程走下来十分不容易。

  审计前进的路上难免有荆棘和艰辛，但路毕竟是人走出来的。“当时外界真不了解，我们就搞些宣传，到项目对口的几个部委，首先找他们的财务司，中央部委好歹听说成立审计机关了，特别是铁道部、交通部，他们财务司的司长、处长也调到审计署来了，知道审计，配合得还好一点，我们去他们还是接待的，也知道审计是较为重要的。”陈华介绍说。

  尽管有“懂行的”，但毕竟是凤毛麟角。虽然建国后，审计监督职能实际已经寓于财政监察之中，但审计与财政内部的稽核毕竟有本质的区别。“不了解（审计），听说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搞过审计，但是由于战争原因没有延续下来。”曹忠说。

  在求贤若渴的起步阶段，内部人尚不了解审计，意味着每一个投入审计署“怀抱”的人，都有不一样的心路历程。

  丁玎，筹备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之一，当时对审计的概念一无所知。在他印象中，其他人几乎也没有说得清楚的。“我到财政部人教司报到时被告知，有一个审计筹备组要不要去？我问审计是干什么的？接待我的同志说反正以监察为底子，就是查事的。当时我才二十四五岁，热血沸腾的，一听查事挺高兴的。但审计究竟干什么真不清楚。后来经过培训、看资料，才知道审计是要查账的，要查财务的问题。”

  1982年9月初，尚学俭服从组织安排，从财政部调入审计署筹备组。“我也不知道审计是干什么的，但是组织决定要我来，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来了。来了以后中间有过动摇，主要觉得憋屈，没有办公室，伙食差，条件很艰苦。但我不能说不服从分配，心里不同意也不行，这是党性。后来渐渐熟悉审计后，也就不后悔了。”

  石宗仁则是1984年2月从转业进入审计署的。对审计他基本上没有概念。来的时候工作人员介绍审计署是个新单位，刚刚成立，性质是监督国家财政这块的，管钱，给中央把关。“当时我想一个新单位，一张白纸，好涂画，没什么负担，再一个管财政的，给中央把关的，我认为这个单位将来发展也不会有大的毛病，廉政方面不会有大的问题，所以就来了。”

  同样是干部，苏乃民1986年进入审计署时认为审计就是查账的。他转业的时候有两个可选择的单位，一个是审计署，一个是中国银行。“审计署当时刚组建不久，缺人，说你赶快来工作，我就去了。中国银行后来通知让我去，但我已经在审计署干了半年，没考虑那么多，我就说审计署信任我，让我来。当时的氛围确实不错，领导挺信任我，我就把中国银行辞了，在审计署一直干了27年，直到退休。”

  与其他人略有不同的是，樊廉忠与审计颇有渊源。建国初期，他曾在西南军区财务部干过见习审计员。 “过去审计的概念，我知道是对财务会计的稽核。但审计职能、职责比较准确的说法，还是一无所知。所以讲认识的话，之前还是没什么认识的，这个认识是到审计署以后逐步了解到的。”樊廉忠始终觉得，此生“跟审计有缘”。

  王志钧曾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部队时她就听说过审计。因为军队有审计科，就是按照标准审核部队的开支，然后交给会计科，由会计部门核销经费。“到筹备组报到后，我就受到很大的教育，就是参加讨论《审计署关于开展审计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大家特别认真，一字一字地推敲，审计是干什么的，怎么建立，而且要建立政府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等。我这才明白，原来政府审计和军队审计有很大的不一样。”

  朱立豪是1983年7月接到调令后来到审计署的。“对审计的认识，应该说完全陌生。建国以后我们的祖国没有实行审计制度，是学习苏联实行的内部稽核制度，没有审计机关，大学里面也没有审计课程，对审计完全不了解。”当时由于种种因素，朱立豪来审计署后有一些不情愿，因为她发现工交审计局里很多都是会计师，但她是经济师，于是就找到了当时的局长崔建民。“我跟他说，你随便调来一个会计师都会比我强，你放我走吧。崔局长回答我说，审计署不是会计署。这句话非常简短，但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审计不是会计。后来才知道审计署要开展的工作当中，不仅有财务审计还有效益审计和其他审计。它需要来自各个专业、掌握不同知识和技术的人才。”

  领导对审计的一番解释，最终让朱立豪安心留下来，直到退休。“当时有一段歌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我们这代人就是受的这种教育，是融化在脑子里的。”

  无论是外界不了解，还是内部不清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审计人不断探索，蹒跚学步，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计发展之路。如今的国家审计，已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和重要保障，真的是“天下无人不识君”了。（文中所提及人物，均为建署早期入职的审计干部。）